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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文字演变(一)
[ 录入者:换鹅书会 | 时间:2009-12-16 13:13:45 | 作者:张志和 | 来源: | 浏览:2722次 ]

    谈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必然要涉及到文字的起源。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甚为明了,谁都知道,语言文字是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共同创造、逐步积累起来的,而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各民族概无例外。但在中华民族却有一点是独特的——语言文字的艺术化。汉民族的语音是艺术化的,它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汉文字也不单单是表意的符号,书写文字本身就是一门具有很高难度的高雅艺术。或者是因为这种独特之处,语言的音乐美早早就孕育出诗歌——早在二千余年前,诗歌就已经大量出现,而且使“诗”成为“经”。而文字也成为一种不仅表意而且可以表达人的精神和美感的装饰物。文字作为一种“心画”,成为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一门艺术。
    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文字崇拜心理。或许是这种心理作用,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造字神话。这些神话散见于古代的各种典籍中,其内容大体上有两种,一是文字创造的传说,二是有关书体创造的传说。

一 造字神话为书法张本
    关于文字创造,最著名的就是仓颉造字的神话。《吕氏春秋·君守》云:“奚仲作车,仓颉作书。”这是一种地道的文字原创说。这种说法在战国以后大概没有人怀疑,所以,《韩非子·五蠹》云:“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为之私,背私者为之公。”《荀子·解蔽》亦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到了汉代以后,仓颉造字说更得到强化,《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种说法是有些浪漫色彩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为仓颉造字之说下注脚,倒是富有理性:“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坑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造字之功归于仓颉,仓颉也就被人们敬为”大圣”,甚至传说他生有“四目”。这大概是因为有了文字,才使人
们可以利用文字来沟通与鬼神的交流(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即是主要用于占卜L和祭祀鬼神)和彼此之间的思
想感情,或者由于文字这种“心画”创造之不易,使人们对仓颉如此祟敬?不管如何,这种传说自有它的道理在。
    文字是书法艺术赖以生成的基础,但只具有表意功能的文字毕竟还不能算作书法艺术。以此观之,种种有关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对于书法艺术来说,似乎无太重要的意义。那么,有关书体创造的种种传说,可以说完全是在为书法艺术张本了。
    古代典籍中有关书体创造的传说,委实不少,所谓伏羲氏作“龙书”,黄帝作“云书”,少昊作”鸾凤书”,高阳氏作“蝌蚪书”,陶南氏作“龟书”;其余如“虎书”、“麒麟书”、“鱼书”、“虫书”等等。这些传说中的书体,除了“蝌蚪书”有可能是蝌蚪篆文,其余书体,显然都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甲骨文以及篆、隶、真、草、行书等节体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些神话传说,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将文字书写附丽于各种具有美感的自然物象之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说中,有的是源于在书法艺术臻于成熟以后,人们陶醉于书法艺术美之中,不免想到这种美的生成、美的创造者来,于是一群令人景仰的古圣先贤的头上便被后人戴上了这样美丽的花环。书法艺术因这些神话的存在,让人感到,不仅是毕竟是神话,文字的产生和书法艺术的形成都与神话传说没有太多的关系。众多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大量甲骨文的出土,足以使我们对书法艺术的源流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二 甲骨符契与殷商文字
    安阳小屯的殷坡遗址,是殷商王朝后期的都城,从盘庚迁殷直到殷商王朝灭亡,共计273年。这段时间是在公元前的14世纪至公元的11世纪。这是一个敬事鬼神的巫史文化时代。上古时代,由于人类尚没有力量征服大自然,面对自然界风雨雷电、草木荣枯的变化和山崩地裂、水火灾异现象的出现,当时的人类震慑于自然的威严,而深情天地万物都是有灵的神物。人类为了平安生活,就必然要乞求大地鬼神的护佑。《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伸,先鬼而后礼。”殷商时代,人们由于相信鬼神上帝的存在,以诚敬和恐惧之心,听命于神灵的安排。因此人们对于鬼神的祭祀供奉,就成为日常生活中一项至为重要的不可稍有怠慢的大事。对于南王朝的最向统治者来说,敬天地、事鬼神,以乞求风调雨顺,长享国祚,更成为国之大事。因此,祭祀与占卜就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联系的手段,成为最为经常性的活动。
    甲骨,是用来占卜的工具。上古的先民,因为龟的长寿,而视为灵物,称为“神龟”。龟即有灵,可以通人神之交,这大概是用龟甲作占卜工具的原因。每遇大事,为了预知吉凶成败,即需占占卜。占卜的方法,先将龟板以火烤灼,致使龟板出现裂纹痕迹,然后据这种裂纹来断吉凶。占卜完毕,还要将占卜的内容刻在龟板上,以作为“档案”记录。这就是甲骨文。因为甲骨不足,有些卜辞也刻在兽骨上。这些卜辞,或被称为“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或“占卜文字”。
    商王朝的都城在今安阳殷墟这个地方,存在了273年。273年间积累起来的甲骨文片达15万余片,字数愈百万。归纳起来单字也有近五千左右。经过古文字专家的研究,现已辨识出其中的两干余字。借助这些甲骨卜辞,我们今天可以认识殷商社会的王朝世系、天文气象、方圆地理、农牧渔猎乃至于生育死亡等等。
    人类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中华民族首次大规模的创造和使用的文字,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甲骨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字的创造和使用,并不是为了方便人际之间的交流,而是用于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占卜、祭祀是神圣之事,文字的创造和契刻也是为了这神圣之事。占卜、祭祀之事既然是神圣的,就必须郑重记录、妥善保存。那么这甲骨文字的执刀刻写者,必然是以占卜为业的巫和记载祷祝祭祀之事的史。
    最早的文字,或者也可说是最早的书法作品。尽管当时的到写者并没有这种艺术的自觉,且草创时期的文字线条和结构还很浑朴,但在甲骨上捉刀刻写是专业的、神圣的行为,那么作为捉刀刻写者的贞人和巫史,这些早期的文化人自然会把他们不自觉的审美意识倾注到这些文字的刻画上。
    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年后人神往。……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经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他因此而肯定地说: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郭沫若是卓有成就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同时对书法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对中骨文的艺术性作如此高度的评价,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后世书法艺术的尺度来衡量,甲骨文则只能算是早期的文字,恐怕还算不上书法。
    说甲骨文算不上书法艺术,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工具和材料方面的制约。中骨文是用金属刀作为工具刻四十龟甲兽骨之上的,因此,书法最重要的持点——“笔法”,在甲骨文中是难以看到的,它所有的主要是“刀法”。用刀在龟板上刻画,是无法表现出用毛笔书写那样富于变化的资质和韵味的。
    据专家考证,商代已有笔,即骨文中有“聿”字,或者就是后来的“笔”字?是否就是毛笔则不得而知。不过,从已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大部分当是先写而后刻的,当然也有直接刻上去的,有的甲骨上留有部分末刻的朱书墨迹。但无论如何,我们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甲骨文上看,刀刻的线条并没有体现出书写线条的韵味,足以说明当时用笔书写还没有笔法可言。
    甲骨文在选字方法上虽然已经有了后来人们归纳出来的所谓“六法”,但从文字结构看,也还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寻。它只不过是为后来的篆书提供了一个不甚成熟的范型。当然,也无可否认,作为甲骨文书写者的贞人和巫史,在书写时寻求并有意表现他心中的美,虽然书法艺术的追寻在这一时期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但作为筚路蓝缕的文化艺术拓荒者,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对他们肃然起敬的。
    有一点值得特别重视,就是甲骨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文字排列章法。它为后来汉文字的书写和书法艺术的创作,起到了起例发凡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各民族的文字排列,无非有纵横两种方式。西方文字多采取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排列方式,只有汉文等几种文字(如回鹘文、满文等,这些文字的排列方式很可能是受了汉文书写方式的影响)采取了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而这个规矩,最早是由甲骨文的书写片立下的。裘锡圭先生曾经对这一问题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汉字自上而下、行次的自右而左的排列方法,显然早于商代后期就已经确立,并且成为常规。(《文字学概要》)值得思考的是,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的祖先采取了这种独特的文字排列方式?
    有人认为这种章法定势的形成,很对能与右手书写运动、眼睛视觉运动的生理机制以及方块汉字结构的笔顺运动机制有关。但这种说法仅是猜测,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因为右手书写的生理机制和眼睛视觉运动的生理机制,在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都是基本相同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大多数民族的文字书写都采用了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章法形式,如果说这种章法的形成与汉字独特的方块结构的笔顺运动有关,那么从汉字的书写笔顺看,正确的书军方法是强调从左到右和自上而下的。从这一点看,其章法也应当采用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章法才合乎情理。看来,要问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另找根据。
    汉字书写的章法形态,是由甲骨文确立的。所以,还必须从甲骨文的书写与契刻、负载文字的持殊材料——甲骨的材质、形状等方面来考虑章法形态的形成原因。实际上,汉字书写采用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与商代文字的载体是易得而不易朽的龟甲兽骨材料和形状有重要关系。
    用于刻字的龟甲和兽骨,虽然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多呈竖长的块状。甲骨卜辞多数是刻在龟的腹甲上,少数用龟的背甲和牛肩胛骨等,龟的腹甲呈坚长的椭圆形且中间有一条称作“干里路”的竖缝。其他动物如牛的肩胛骨更是呈竖长的扇形。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贞人或巫史在“施灼呈兆”后,在甲骨上用笔书写或用刀刻画文字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选择竖行排列而不是横行排列。因为,在竖长的块状骨面上采用竖行排列,每一行排列的文字数相对于横行要多一些,这在视觉上让人感到舒服且在感觉上似乎更有利于文意的贯通;同时,由于甲骨表层的纹理至纵向延展,顺着甲骨表层的纹理直行刻写,每一行都可以刻得瑞直不乱。事实上,甲骨文的直行正是顺着甲骨表层的纹理定的,所以,大多数竖行都略呈弧形。尤其是在牛肩胛骨上刻字,不顺着甲骨表层的纹理刻写,每一行就很容易刻得零乱不齐。从现存的甲骨卜辞实物看,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文字排列顺序。
    再说行次排列的自右而左。甲骨广刻写卜辞或非卜辞的记事文的部位和行款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甲骨学专家董作宾先生在1929年所作的《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中说:“(在龟的腹甲上刻辞)沿中缝而刻辞者向外,在右右行,在左右行。沿首尾之两边而刻辞者,向内,在右左行,在左右行。”这是说甲骨卜辞的行次排列有自右而左的,也有自左而右的。而与占卜无关的记事文字,有刻在龟甲、牛胛骨上的,也有人头骨、牛头骨、鹿头骨,甚至虎骨和石器、玉器、铜器、陶器上的,现存的这类刻辞,除了一件“虎骨刻辞”(现存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的行次排列是采取自左至右的排列方式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采取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因而这种书写习惯的最终形成,与甲骨文先书写后刻画的程序有着密切关系。试想,当时在每一次占卜之后,要将这次活动记录下来,必先要拟出一段文字来(这就像现代人写文章先打草稿),然后再选择—块甲骨或兽骨,将文字刻在上面。那么,在书写、刀刻之前,还必须有一个大体上的布局安排:根据字数的多少,来设计字的大小、每行的字数和整片上的行数。然后,再将要写的文字用笔(且不管它是硬笔或毛笔)蘸了颜包(不管它是朱是墨)写在上面,而后再用刻刀逐字刻上去。在这个先写后刻的程序中,假设采用自左而右的章法形态,则书写起来也许没有什么不方便,但刻的时候,如果也从左到右逐字契刻,先写上去的文字都在手掌之下,这样,不待前数字契刻完毕,其余的字就会被手掌和手腕擦抹得模糊一片了。只有采取自右而左逐行契刻的办法,先书写上去的文字才不至于被擦抹掉。出土的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作过“涂墨”、“涂朱”处理的,也就是在文字刻好以后,再在字上涂以朱砂和墨色,如《殷墟书契精华》中著录的几板大骨,字口填涂朱砂,非常醒目。还有一些是因为所刻文字过于细小,为便于字面的观察与掌握,先在甲骨板上涂色,待字刻毕后,再将骨板擦拭干净,但字画中却留下了颜色,显得文字很清晰醒目。(见赵拴等所著《甲骨文字契刻初探》)像这样的先涂色后刻字的情况,就更必须是要采取自右而左逐行契刻的办法了。
    也许有人会说,甲骨文并不都是先写后到的,也有直接用刀刻上去的,为什么没有采取自左而右的行次排列呢?依情理度之,即使作为职业的书写契刻甲骨卜辞的贞人或巫史,在最初,必然也是先书写,而后契刻。只有在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之后,才敢直接刻字,这恐怕也是只限于字数少、容易刻的内容。如果文字较多或不常见的字较多,即使契刻高手恐怕仍然要先书写再契刻的。而在开始捉刀到相当熟练的过程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右而左排列行次的章法定势,况且还要照顾到读者的习惯,既然已经形成丁规矩,在其有了熟练的契刻功夫之后,即使不先书写便直接契刻,他也只能按规矩办事了。
    殷商人就是这样立下这个规矩的。到后来,负载文字的材料变了,比如殷商以后,中骨逐渐为竹简所替代,在简册上是直接书写文字,当然可以采用自左至右的行次排列,但前此的规矩已经守下,善于守成的中国人便从没有想要改变它,致使汉文字书写章法上的这个规矩延续了三千余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我们传统的文字书写章法才逐渐被打破,改为同国际接轨的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书写格式。但这还只限于一般的文字书写和书籍印刷,在书法艺术的园地里,至今还守着这个老规矩。
    从这一点来看,甲骨文的书法学意义最多么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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