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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及其《广艺舟双楫》
[ 录入者:章草 | 时间:2010-01-15 13:46:51 | 作者:马新宇 | 来源: | 浏览:2698次 ]
    康有为早年尚古文经学,但是很快发现古文经学的训诂、考据之学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差距甚远,于是对当时的“考据括帖之学”厌而弃之。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光绪五年(1879)。当时,康氏居广东樵山白云洞,已经初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及游历香港之后,原来视西人为“夷狄” 的观点有了很大转变,并“开始渐收西学之书”。此后,康氏开始走上学习西学、寻找经世致用道路的探索时期。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参加乡试之后,“游京师”,“购碑刻讲金石之学”;然后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并自认为已经对西学有了一定的认识,“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致用”。在此期间,所著的宣扬维新变法理论的《人类公理》、《公理书》、《实理公法全书》等,基本是通过从西书了解到的“浅显的公理化体系和逻辑演绎方法推衍而成” 。但是,粗知的西学知识很难为他建构一套真正有效的维新理论体系。1888 年,康有为两次上书光绪帝,书陈大计,请求变法,却遭到朝臣攻击一事,促成了康有为思想新的转变。在挫折和苦闷之中,康有为转向经学和金石学研究,以“心学”和“今文经学”做为理论依托,发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托古改制,试图为他的维新变法思想谋求理论依据。《广艺舟双楫》、《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均是这一时期先后完成的重要著述。如果说“二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那么,《广艺舟双楫》便是他以书法为试金石的小试牛刀之作,三者之间有着相似的逻辑和阐述方法。刘恒先生认为,“在破除对经典学说的迷信、创立自己的新体系方面,《广艺舟双楫》这部书学著作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政治著作是完全一致的。”王国维认为,康有为对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趣,不过以之为政治上的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意味禽犊者也。’”康有为虽视书法为无用之末艺,却又具有以此微言大义、弘道扬法的教化功能,以有用之岁月,发愤著述《广艺舟双楫》的道理即在于此。“可着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的著述旨趣,便说明《广艺舟双楫》本身并不是一部纯粹的书法论著,书中颇多的偏激过当之辞和标新立异之说,正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真实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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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在阐述自己的书学思想时,首次明确提出“古学”与“今学”、“帖学”与“碑学”、“形学”等新观点,并以碑学做为书法史研究的审美参照系,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书法史观和艺术见解。这些观点及其连缀成为康有为书学思想和理论阐释的逻辑起点与核心。以概念先行建立书学理论体系,以逻辑演绎加以推衍阐述,既是《广艺舟双楫》不同于此前所有书法理论著作的最大特点,也是产生内部种种矛盾,遭致批评乃至诟病的根本原因所在。大体而言,《广艺舟双楫》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阐述了他对汉魏六朝书法史发展变迁的基本脉络以及整个清代书法与碑学发展的基本看法;其次,以汉魏南北朝金石碑版拓本为依据,从“形学”角度对汉唐时期的碑刻书法风格进行了审美评述;第三,依照传统帖学体系的基本发展序列,把汉魏南北朝的碑刻书法连缀编织成一个貌似合理的发展序列,明确了清代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审美定位;第四,对榜书、传统帖学以及馆阁体的改良思想也有所阐述。因此,《广艺舟双楫》既是从碑学角度对整个书法史发展的总结,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核心所在。总的来说,《广艺舟双楫》中诸多观点的阐述虽不乏个人创见,但也多有剿袭前人或借以引申开来之处,这也是该书与此前碑学理论之间存在的必然渊源关系。因此,我们既不能把《广艺舟双楫》视为清代碑学理论的全部,也不能简单地把其中出现的问题完全归结到康氏一人名下。同时,由于《广艺舟双楫》涉及书法研究与创作的学术问题之多、范围之广、系统之庞杂,均超出此前任何碑学论著,因此,该书也是一部最具有总结性质的碑学理论著作。
    当我们重新检讨清代碑学的得失利弊,试图为今天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理论依据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便成为我们“解剖麻雀”的绝好样本。同时,能否在还原清代碑学发展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广艺舟双楫》的利弊得失,也将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对清代碑学的认识和结论,这正是研究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为中心探讨清代碑学理论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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