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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端砚铭文书法
[ 录入者:烟雨天涯 | 时间:2010-12-17 14:59:29 | 作者:任漫丛 | 来源: | 浏览:7530次 ]

摘要:以书法铭文装饰砚台,是端砚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端砚铭文书法受到人们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端砚作为书法载体的特殊性,以及端砚之外人们对汉字的特殊情感和书法情结。由于端砚自身的名贵,加上名人雅士的题刻,再加上铭文书风的多样,三者相互辉映,使得端砚上的书法别有一番生趣。
关键词:端砚;铭文;书法

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砚,不仅具备卓越的实用功能,而且品相独特,被视为砚中翘楚。在端砚制作技艺中,以书法铭文装饰砚台,是端砚上一道特别的风景。
一、端砚上的书法现象
将汉字镌刻在器物之上,是一种久远的历史现象,最早可以溯述到新石器时代的刻画陶符,后来商代甲骨文和周代金文的兴盛,令刻字艺术不断发展,后人将这些刻字称为铭文。《礼记·祭祀》曾经记载“夫鼎有铭”,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说文》释“铭”为“记也”,可见铭文既写又刻,主要功能在于记录。相较后世手写的竹简、木牍、绢帛和纸张来讲,铭文记录更易久远流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们开始利用石材代替其它的器物作为契刻文字的主要载体之后,石刻铭文成为了主要的记录材料,而且在不同人的写刻之际,体现出汉字书法丰富多变的艺术风格,无论是最早的石鼓文,还是秦代的小篆刻石,无论是汉碑隶书,还是魏碑楷书,都将汉字书法与石刻技艺相结合,营造出一个特别的艺术天地。
在端砚上刻字,既是刻石铭文的延续发展,也是书法艺术的特殊展现。由于端砚位居砚族榜首,自端砚名世以来,历代文献对端砚铭文均有所记载。从文献记录来看,较早的端砚铭文出现在唐代。《砚笺·古砚》记述了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端石蟾蜍砚,砚上刻有篆文“玉溪生山房”(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另补刻有宋代苏轼的题铭:“蟾蜍爬沙到月窟,隐蔽光明入岩穴,琢磨黝出尤物,雕龙渊懿倾渤。”[1]117不过唐代的刻字端砚虽有史料记载,却极其稀少,在文献
中记录较多的,是唐以后的砚,尤其是宋代名人的刻字端砚,例如米芾父子、苏轼、岳飞等名人都有端砚铭文留名于世:
“沙随先生寓居鄱阳。一日买得米元晖小端砚,后刻铭曰:‘惟端有溪,孕石惟黟。兹乃下岩,举无有此。色夺芝英,温坚玉理。以贻安中,是以成美。’后书:‘绍兴已未’。盖元晖亲书”;———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论砚石》“继得坡翁一砚,背有铭,其词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
———明·张应文《清秘藏·论砚》“宋米芾兰亭砚……宋老坑端石……左侧连上方侧面刻兰亭修禊图,右侧连下方侧面通镌米芾临兰亭序”;
———清·钦定《西清砚谱》
“砚色紫,体方而长,背镌“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字,无款。又镌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铭之曰:砚虽非铁磨难赤贞氵解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书,谢真书,文草书,皆遒古”;
———清·梁绍王《两般秋雨庵随笔·岳忠武砚》由丰富的文献史料可知,端砚铭文刻记的内容,主要有砚主人的字号、年号、斋名,以及个人感怀(或言志、或抒情、或记事、或祈福),题铭的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体。由于端砚自身的名贵,加上名人雅士的题铭,再加上铭文书风的多样,三者相互辉映,使得端砚上的书法别有一番生趣。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记录的刻字端砚的实物普遍已逝,因此今人已经很难欣赏到这些端砚上的书法,即便有的端砚铭文留下了拓片,有关拓片的真伪也存在一些争议,于是,要想客观地描述刻字端砚上的书法风貌,或许只能立足于现存刻字端砚的实物,然后作出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二、端砚上的书法表现
现存刻字端砚的书法状态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草率型,其二是精美型。
草率型的刻字端砚(见图1),铭文一般只记购砚时间或主人字号,多用草率的楷书刻写,线条歪斜,结构不稳,单刀浅刻而无修饰,明显粗率简陋,似乎是由不会刀法的砚主人自己刻画而成。这类端砚的铭文既无有意识的书法追求,也无明确的刀法可言,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记录和表明自己是砚的主人而已。
精美型的刻字端砚(见图2),有以下几个特点:1.就书法意味而言,书写流畅且刀法纯熟,书体涵盖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书风多
元,铭文少时书法精致而旷远幽深,铭文多时书法流动而痛快淋漓;2.就书法刻写的部位而言,早期的端砚基于实用立场,为了保持砚面的磨墨和贮墨功能,刻写部位主要在砚底和砚侧,后来随着端砚审美的强化,在砚面刻字逐渐兴起;3.就书法作者而言,有的是由砚主人自己亲笔书写,有的是请别人书写,有的是翻刻历代名人的手迹;4.就刻字之人而言,有时书写之人就是刻字之人,有时刻字则请雕刻艺人代劳,由于刻工刀艺较高,因此端砚上的书法视像常常是书写原迹的再现,但同时又比纸本书法多了一层金石趣味;5.就书法表现而言,影响砚铭风格的重要因素不是书写或契刻的材料,而是书写者的师承渊源与审美观念,以及刻字者的雕刻技艺与表现手法;6.就端砚上的书法价值而言,一方面由于古代名人的题记,刻字端砚因人增贵,凸现出文物的价值,并展现出多元书风的魅力;另一方面,无论是铭文的内容还是铭文的书写,都能够起到鉴别端砚真伪的作用。例如,南宋时期的叶梦得在其所著的《避暑录话》中曾记下根据端砚铭文辨别古砚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砚,当时以为宝。下有刻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元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
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得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亟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砚遂不复出”[1]123。透过铭文的内容,不仅可以分辨古砚,有时铭文的书写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现代某些伪砚的繁体铭文中偶尔出现的简体字,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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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端砚内外的书法意识
无论是制砚还是赏砚,端砚铭文书法一旦成为观照的对象,总会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端砚铭文具有文物价值和鉴别价值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端砚作为书法载体的特殊性。
首先,端砚作为文房用具,砚材独特,具备卓越的发墨、贮墨、益笔等实用功能。一方面,由于端砚石材的品质细润而致密,因此极易发墨,自宋至清,多数涉及砚台的文献普遍都会提及端砚良品的发墨特性,北宋初年的苏易简在其《文房四谱·砚谱》中就提到端石“为砚甚妙,益墨而至洁”[1]100,其后米芾在其《砚史》中较为详细地指出并非所有的端石都发墨,而会因为岩坑的不同在发墨上有所差异;另一方面,端溪下岩既受到西江水的滋润,又被山泉水常年浸养,材性润泽而清凉,呵气即泽,被认为是“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1]110,故而贮水不耗,用其贮墨则夏日不涸,冬日不冰,成为与众不同的润墨佳宝。此外人们发
现,砚石肌理如果越粗糙,对于笔毛的磨损也就会越大,而端砚因为品质细润,自然不会损毫,加上发墨和润墨性能极强,故而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
其次,端砚作为砚中名角,品相独特,既有着天然而独特的石品花纹,又有着丰富的制砚技艺。一方面,端砚上有类似鸟兽眼睛的石眼,有娇嫩的青花,其它还有蕉叶白、鱼脑冻、火捺、冰纹、金银线等独特的石品花纹;另一方面,随着端砚雕制技艺的日渐精湛,涌现出了山水日月星云

砚、花草果蔬砚、鸟兽虫鱼砚、传统故事砚、人物砚、书法砚、平板砚等多种砚式,包括石疵在内的各种天然石品花纹,开始变成重要的装饰元素,在设计中被巧妙地利用,并在制作技艺的支持下转化成特别的有意味的形式,构筑出独特的品相,焕发出艺术品的魅力。
要而言之,由于端砚的实用性强,并且天赋神韵,不仅拥有卓越的发墨、贮墨、益笔的实用功能,而且具备独特品相、雕制精湛的审美特质,所以自名世以后就成为了贵重之物,后来升级为皇家贡品,受到看守并限量开采,声名日渐显赫,逐渐位居四大名砚之首。
自端砚名世以来,文人墨客因爱其材而为其题诗铭文或著录研讨,皇家显贵因重其宝而将其征为贡品以显示名位,在人们心目中,端砚不仅仅是实用的砚台,而且是品质优秀、价格不菲的文房重宝,那么在宝物上刻字,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端砚铭文书法既有异于传统的刻石铭文书法,也有异于现代刻字艺术,表现出特别的视觉效果。常见的刻石铭文,如碑碣、墓志、摩崖、造像记、石经等,一般形制颇大、铭文字数较多、字形较大,首先且主要吸引人们视觉注意力的就是
铭文的内容、书体及其书风。而现代刻字艺术多选用木材(有时也用到石材),形制相对较小、铭文字数较少、但字形较大,主要利用载体的底纹和色彩的变化衬托刻字,强调形的构成,具有浓烈的装饰意味。端砚铭文与上述二者相比,最大的不同首先是铭文的从属性,人们通常是在把玩端砚之余关注端砚铭文。其次,由于端砚形制普遍较小,因此砚铭内容一般短少且字形较小。然而,端砚铭文书法虽然附丽于端砚而并非主角,但却以设计精巧和书风多变在端砚的名声与形
制的局限之中脱颖而出,透过立体线刻传达出书写的笔意,小篆高古而婉通,隶书古雅而活泼,楷书精巧而灵秀,行书自然而写意,草书潇洒而流畅。这些端砚铭文书法不仅富有金石趣味,而且在悄无声息之中巧妙地利用端砚的声名,表现出特别的书法意趣。
第二,端砚之外的汉字情感和书法情结。
汉字是中国先民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汉字的书写不仅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和感受,而且在世代相传中沟通古今,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和传承。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石,汉字在很早就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如《淮南子·本经训》描述汉字诞生之时,就声称“天雨粟,鬼夜哭”,而被后人尊为“文字之祖”的仓颉则面有四目,绝非凡人。尽管现代人很清楚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产物,不可能由一位长着四只眼睛的神灵单独完成,且天降粟雨、鬼神夜哭
的异象只会是后人的曲饰附会,但是这些关于汉字的神话,揭示出的是人们对汉字的尊重和敬畏,凸显的是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人们对汉字的理性探讨古已有之,东汉时许慎就已经明确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仓颉之初作书契,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2],认为无论是八卦还是文字的诞生,都是基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即人与自然相通之际有感于心的产物。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汉字运用,主要是商代先民在与鬼神沟通之时对甲骨
占卜内容的文字记录,以及为祭祀宗庙制造的青铜彝器铸刻铭文,文字及其载体都散发出庄重而神秘的原始宗教的气息。此后,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凡是接受文化教育之人必先识读和书写文字,凡是著书立说之人必然浸润在文字天地,上至皇帝诏书,下至工匠题名,汉字无处不在,熔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和文明活动之中,而中国人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构筑起对汉字的深厚情感。
与此同时,以汉字书写为对象的书法艺术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沿着艺术的道路而非实用的目的不断发展。毛笔书法的线条和结构,在强弱疾涩、虚实之间表现出净化的韵律,以提炼、概括和抽象的特质显现出某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感染力,令人们对书艺的赏评成为一种主动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成为一种书法情结。在很长的时期里,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投入地学习书法,都会注重对书法的感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文人喜爱书法是受到历代科举取士中书
写的功利观的影响,但书法徒手线条的自由多变,以及结构风格的丰富多元,的确也能唤醒人们的审美意识。书法不是程式化和规格化的符号再现,而是感性和灵性的艺术表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汉字书法始终在形神差异之中继承和发展,滋养着人们内心的书法情结。
正因如此,一旦汉字映入眼帘,沉积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汉字情感和书法情结就会支配我们亲近汉字、赏析书法,而刻写在端砚上的铭文书法总会受到人们特别的注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四、结语
总的来讲,以书法要素装饰端砚,既追求书写的艺术感染力,又追求制砚时精细的刻字技艺,还追求铭文精炼的文学特性。刻写在端砚之上的书法铭文,不仅丰富了端砚品相的艺术表现,而且在拓展端砚的审美内涵的同时,展现出端砚文化的书法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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